百年来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百年来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帖子xiaoxiao » 9月 13th, 2011, 12:05 pm

百年来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卿希泰教授

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源远流长,它是在1800多年以前的中国神州大地诞生,并由中华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建筑、化学、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学,以及伦理道德、社会习俗、民族关系、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等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其某些影响至今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仍然不可忽视。因此,不深入研究道教,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是对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概括。下面我们打算分三个部分来介绍一下我国道教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历史的回顾;二、现在的状况;三、未来的展望。现在分别阐述。

一、历史的回顾

我们这里所讲的历史,是包括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为止,即从1900年开始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时为止。为参照通常的阶段划分,可以把从二十世纪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作为历史回顾的第一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作为历史回顾的第二阶段,这中间包含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社会科学方面的一切研究工作都停止了,道教的研究也不例外。所以,从道教研究的角度来看,不能把它算成一个独立的阶段,只好附在第二阶段里头附带地作一个简单交待。有的人把第一阶段称为道教研究的“萌芽”期,把第二阶段称为道教研究的“拓荒”期,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独立地称为“中断”期,也可作参考。但我认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不好截然划开,因为无论是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从道教研究的情况来说,都只是一个起步的时期,同属于道教研究的奠基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点也都大致相同,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阶段都放到“历史的回顾”这一个部分来谈。如果按照通常的阶段划分来看,我们也可以把第一阶段称之为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奠基的初期,把第二阶段称之为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奠基的后期。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时间这样长,将近八十年,表明中国道教研究的起步是非常艰难的,老是在那里踏步不前,在整个二十世纪里它真正迈开步子正式展开研究的时间是很晚的,是最后20年的事,在前八十年的很长时间里,我们国内对道教文化的研究工作,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学术界都存在着一种偏见,这就是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认为道教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只不过是民间的一种迷信,是应该予以彻底消灭的。韩愈唱之于前,朱熹和之于后,由来已久,影响深远,至今还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在这种学术偏见的影响下,许多人对道教都抱着一种极端鄙视的态度,认为这种宗教文化,简直不屑一顾。既然不去研究,因而对它的价值便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在过去便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这就是我国的道教研究和西方某些国家相比,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这时候,虽然有少数学者在这方面也作过一些研究,写过一些文章和著作。其中有些文章和著作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是我们研究道教文化的重要文献。但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并不多,和其它有些学科如哲学、历史甚至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情况相比,无论是就研究力量或研究成果来说,都显得非常单薄,尚未形成一支队伍,研究成果也仅只是凤毛麟角。这就是从二十世纪初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的时候都是如此。
再从起步奠基第一阶段(1900~1949年)的主要特点来看,这个时候仅仅是有些从事历史和哲学研究的学者,如刘师培、翁独健、汤用彤、王 明、蒙文通、陈国符、陈寅恪、许地山、傅勤家等人在他们从事自己专业研究的同时,附带作一点道教文化的研究,没有一个是以道教研究为自己专业的学者。从当时的一些论著署名的情况来看,在这半个世纪里,大约仅有160人左右曾经作过道教研究方面的工作。而这种研究全都是自发的,分散的,没有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研究。从总体来看,虽然涉及到许多问题,但主要集中在《道藏》源流,早期道教的历史和外丹术等几个方面。文章不多,专著更少,据粗略统计,这段时间的论文大约仅有200篇左右,专著大约仅有十来部。
起步奠基的第二阶段(1950~1978年),基本特点仍和前一阶段一样,从事道教研究的仍然只有一些非道教专业的学者兼搞一点道教研究的工作,其中有些学者如王明、陈国符等,是在前一阶段即曾兼搞道教研究,这段时间便成了道教研究的领头人。但即使是兼搞道教研究的学者,也不仅人数很少,形不成一支队伍,仍然是分散的和自发的,没有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这项研究工作,而且还常常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把道教研究视为禁区。这个时候的道教研究状况,有点类似李清照所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样子,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当时国外的情况相比,差距很大。以至于1968年9月在意大利佩鲁贾召开的第一次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和1972年9月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学术会议,在出席的各国众多代表中,都没有一个道教故乡的中国学者,在国际上流传着“道教发源在中国,研究中心在西方”的言论,这是极不正常的,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段时间虽然也出版过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发表过一些很有科学水平的文章,如王明先生的《太平经合校》,汤用彤先生的关于道教史和道教经典的几篇考证文章,以及袁翰青先生关于外丹方面的几篇论文,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有关道教的一些章节,还有其它一些学者的有关文章,但总共大约仅有50篇左右,其中专著特别少。因为时间比第一阶段要短一些(把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除开,一共仅有17年),所以成果数量和第一阶段相比,还略有下降。
1966—1977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成灾,内地的道教研究工作完全停顿下来了,中断了10余年,这时的道教研究状况,真有点像是李清照所说的“凄凄惨惨切切”的样子,没有什么成果可言。而港台学者这段时间在道教研究方面却很有成绩,值得特别加以介绍。
台湾学者的这些贡献,正好弥补内地道教研究的一个空缺。
以上便是对中国道教研究的历史回顾。王明先生在拙编《中国道教史》四卷本的序言中说:“我国道教史研究,解放前,基础比较薄弱。解放后,起步较晚。”这是一个很确切的概括。其实,不仅道教史的研究为然,道教的其它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道教研究的真正开展,是文化大革命之后进行的。这便是道教研究的现今阶段。

二、现在的状况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从这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我国各方面的拨乱改正,各项工作蒸蒸日上,科学的春天也从此来到来,道教的研究也被提到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得到了重视和支持,取得了蓬蓬勃勃的大发展,我国的道教研究从此便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有人把它称为“全面铺开”时期,我认为这是一个开拓创新的飞跃发展时期,和过去的阶段相比,已经有了一个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国家专门的道教研究机构。1980年和1981年,经过政府批准,相继在四川大学建立了以道教研究为主的宗教学研究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立了道教研究室。以后在其它有些单位(如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也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这种国家的研究机构的建立,便出现了一批以道教研究为专职的研究人员,使道教研究工作从此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改变了过去仅仅是由于学者个人自发地、分散地进行研究的这种状况。因为这种状况不利于大型研究项目的开展。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还先后于1999年和2001年被评为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首批重点科研基地和国家级的重点学科,这是国家为推动道教研究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其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第二、道教研究的课题正式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当中,从“六五”规划开始,每年都有增列,这些课题均由国家拨出资金予以保证,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事。例如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承担的《中国道教史》四卷本,就是从“六五”到“八五”的国家规划的重点课题,已经出版。目前,我们正承担“九五”到“十一五”的国家重点课题《中国道教思想史》的研究。
第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都先后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成为有权授予宗教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单位,都先后招收了以道教研究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一大批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年轻的道教研究人才正在茁壮成长,成为道教研究的生力军,其中有些人已在道教研究工作中崭露头角,成为重要的骨干研究力量。
第四,在全国各地的许多高等院校、党校、科研单位和其它工作部门,涌现了一大批积极从事于道教研究的学者。他们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工作,从各自熟悉的方面对道教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种兼职类型的研究人员的数量,比以道教研究为专职的研究人员的数量更多。把二者加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初步形成了道教研究工作的一个方面军。这个方面军和从事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方面的研究力量相比,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和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道教研究力量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相信,随着年轻一代学者的逐步成长,这个方面军将日益不断地加强和发展。
第五,中国道教协会先后于1989年成立了道教文化研究所,1990年创办了中国道教学院,大力加强道教内部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一些地方道协也展开了对本地道教的研究工作。道教界和学术界相互结合,相互尊重,相互切磋,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对于道教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会有很大的好处。全国许多地方还建了一些关于道教理论研究会之类的群众性的学术组织,如湖北省道教学术研究会、泉州市市区道教文化研究会、中国鹿邑老子学会,四川省老庄学会等等。这些研究会组织的建立,对于推动道教理论研究的普遍开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积极召开了道教研究的各种学术研讨会,交流了学术成果会,活跃了学术气氛。这些研讨会有由学术单位召开的,有由道教协会召开的,也有不少是双方联合召开的,有地方性的,也有全国性的。不管是哪种情况,一般都有双方的代表参加。通过这样的学术讨论会,沟通了学术界与道教界的相互关系,增进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使两股力量互益互补,共同为弘扬道教文化而努力。除了内地召开的研讨会外,还多次举办两岸三地或海峡两岸的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和国际的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的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有大陆方面单独召开的,有台湾方面单独召开的,也有双方共同联合召开的。所有这些研讨会,从规模来看,由开始的几十个人的规模,发展为一两百人参加的大规模的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随着道教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有关道教学术研讨会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道教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明了道教研究作为宗教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已经取得了它应有的位置。同时也说明了道教发源在中国,道教研究也在中国这样一个事实。
第七,创办了关于道教研究的各种学术刊物。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研究所办的《世界宗教研究》杂志,差不多每期都刊登有道教研究的文章以外,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于1982年创办了以刊登道教研究文章为主的《宗教学研究》杂志,先在内部交流,出了6期。从1985年的第7起,改为公开发行,现已成为全国核心期刊。厦门大学与台湾中华道统文化基金会联合创办了《道韵》,每年出版1~2期;停刊以后,又与香港蓬瀛仙馆道教文化资料库合办《道学研究》,每年出版2期。另外,中国道协办有《中国道教》,上海市道协办有《上海道教》,陕西省道协办有《三秦道教》,福建省道协办有《福建道教》、河北道协办有《河北道教》,香港道教学院办有《道家文化研究》和《弘道》杂志。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道教研究室丁煌和台南市道教会合作办有《道教学探索》杂志,龚群继续主办了《道教文化》月刊。这些刊物的创办,也反映道教研究工作的蓬勃发展。
第八,出版了大批学术专著、论文集、工具书和通俗读物等书籍,估计约有500种左右,发表的学术论文当在1000篇以上。这些著作和论文所涉的内容相当广泛,不少著作和论文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这些研究成果当中,不仅有老一辈的学者以及一些已故学者如陈垣、蒙文通、王明、陈国符、任继愈等人的新著和遗著,而且更大批的是中青年学者的著作。数量之大,为前两个阶段所无法比拟。从时间来说,过去的历史阶段大约是80年,现在大约是20年。可是从成果来说,现在这20年则是过去80年的10倍至20倍。不仅在数量上不能比,就是在质量上也没法比。这也是中国道教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的重要标志。
以上所列各种著作,大约500种左右,这仅是据我个人所知道的一个初步统计,可能会有遗漏。仅就这个数字来看,已经很可观了,平均每年新增10种以上,从内容来看,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均大大超过了前面两个阶段。此外,这二十多年来所发表的有关道教研究方面的各种论文,这个数字就更大了,估计是在1000篇以上,平均每年大约50篇左右。这些论文所涉及的内容比著作更为广泛,不少论文均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其学术价值也并不比有些著作低,但是,非常抱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能一一列举了。由此可见,这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是前两个阶段近八十年的若干倍,不能不说是一个质的飞跃。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了《道藏》,巴蜀书社出版了《藏外道书》和《道藏辑要》的线装本与缩印本,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华道藏》,黄山书社出版了《三洞拾遗》,这些道教丛书的出版,大大改变了过去一般学者查阅道教经典的困难,为道教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以上八个方面的事实,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进入了开拓创新的新时代以后,我国道教研究工作也和其它各项工作一样,正处在一个蓬蓬勃勃向前发展的新时期。不仅有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和专门的人才培养基地,而且有了专门的学术刊物,一支由老、中、青构成的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研究队伍已经初步形成,并正在茁壮成长。他们借数千年深厚的学术根基,凭前辈们近80年的披荆斩棘,参考国外学者长期的成果积累,新老学者发愤图强,废寝忘食,突飞猛进,冲破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开垦了一块又一块的处女地,攀登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峰,取得了一批又一批的成果。道教学术研究之活跃,研究内容之广泛,研究成果之丰硕,都是以往任何时候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同仁所瞩目。现在,我国道教文化研究的学者,经常应邀去国外参加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国外的许多学者也经常到中国来进修学习和参加我们召开的学术会议。我国的道教文化研究工作,在国际上已经取得了应有的地位,为国家争了光,为民族争了光。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了无比的信心和喜悦。当然,在前进中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道教文化研究工作,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开展道教文化研究是一项极为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需要探讨的方面很多,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重,还需要全国更多的学者来共同耕耘,特别要寄望于年轻一代学者的勤勉不息,方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下面,谈第三个部分。

三、未来的展望

对于未来,只能提出一个大致的方向,我认为,我国的道教研究今后所应努力的目标,主要是在现有的基础之上,继续向纵深的方向发展。这里提几个主要的方面作为参考:
一是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以拓宽道教文化研究的范围。当前已经起步的道教哲学、道教文学、道教伦理、道教养生、道教科技、道教音乐、道教艺术、道教美学、道教语言、道教考古、道教与少数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入下去,争取能有一些更高水平的成果出来。与此同时,道教与政治、道教与儒释、道教与民俗等方面的研究也亟待开展,并争取创造出高水平的成果。
二是开展地方道教史的研究。目前仅有《武当道教史略》、《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香港与澳门之道教》、《台湾道教源流》等个别著作问世,尚待有计划地系统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才能推动道教史的研究更上新台阶。
三是开展道派史的研究。这方面目前也仅有《天师道史略》、《楼观道源流考》、《净明道研究》等个别著作问世,许多重要道派,都还缺乏系统而完整的研究成果。已着手研究的,也还有待于更加深入和提高。
四是开展道教典籍的研究和整理(包括注释、标点、译为白话)。这项研究得到国内一些出版社的重视,也出版了一些道教典籍的注释和翻译,但将其像中华书局那样系统安排列入计划的并不多,即使有系统安排的,其进展也很慢,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这项研究还需要加大力度。
五是开展道教教理教义的研究。这方面目前仅有一些著作和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还须有人专门从宗教学的角度对此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总结过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面向未来。所以它不仅对于纠正长期以来学术界的某些人认为道教没有自己系统的教理教义这种学术偏见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引导道教如何适应当今的社会发展潮流,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六是开展道教与其他宗教的比较研究,特别是道教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的研究,也应当提上日程,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这对于弘扬道教文化和适应人类文化全球多样性现代化发展都是非常必需的;同时,对于构建全人类的和谐社会也很有现实的意义。
七是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出版国外有关道教研究的优秀成果。虽然这是一种带有资料性质的基础工作,但却是开展道教研究的一项十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方面。这是因为,道教研究在国际上早就是一个“热门”,如在日本和法国都有上百年的研究历史,其研究的学者目前已是第五代,美、英、德等国也在急起直追。他们从事道教研究的人很多,出的成果也不少。而且他们很注重资料的收集和积累,我们的许多重要研究成果都被他们所掌握和借鉴。相反,他们的一些重要成果,我们翻译过来的则很少,这些年来,只有萧坤华、朱越利、钦伟刚等人作过一些工作,但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抓紧作好这项工作,对我们的道教文化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是不利的。所以,这项工作在当前也亟待进行。
另一方面,有计划有系统地将我国有关道教研究的一些重要著作翻译成外文介绍出去,这对于中外学者相互进行学术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道教文化研究水平,也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只有美国俞检身(David C.Yu)教授翻译了我所主编的四卷本《中国道教史》的第一卷,已于2000年由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仅管它在封面上和版权页上都没有书写原作者的名字,从保护知识产权来说这种做法是不太恰当的,但这毕竟是一个好的开头。我们还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从事这项工作,以利于中外学者共同一道来为弘扬道教文化而努力。

以上介绍,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xiao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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